本文系微澜图书馆传播组组长葵予的投稿（解困网络分享会为本文做出重要贡献），笔者提出了自己对公益传播的一些观察与思考。公益传播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其价值，到底是什么？在这个VUCA时代，公益传播如何回应时代困境？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路。

01.「传播呈现关系，传播塑造关系」

身为公益人，面对看起来更新颖、更精美的传播方式，我们很容易感到「能力焦虑」。「短视频时代」来了，希望打造机构IP、提升流量；「跨界联名」兴起，希望链接更多资源、实现「出圈」……

扩大公益传播影响力的愿望，与项目执行中传播能力精力受限的现实，令我们矛盾；部分业内伙伴甚至选择将传播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很多课程与工作坊都在教我们传播的技术，却很少与我们探讨：公益传播到底是什么、为了什么？

服务于招募筹款、提升项目知名度与机构形象，似乎是最简单的答案；可当我们将传播仅仅当成工具时，我们也极有可能将我们服务的孩子/案主当成传播的工具。令人难过的是，很多对受助者、对公益本身的刻板印象，恰恰可能是我们自己在传播中塑造或加固的。

在新公民计划（北京三知）的传播伦理工作坊中，伙伴们会很强调传播对关系的呈现与塑造。机构的核心项目微澜图书馆，开在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和城乡结合部社区，需要大量志愿者参与持续稳定开放；每一家微澜分馆从开拓到签约、从整备到开馆、从招募第一批月捐馆东到成立理事会，在全职、志愿者、孩子、校方、捐赠人、合作方等等身份之间，都会有种种联结关系产生。

伙伴们会画思维导图，一一厘清并审视这些关系。当我们意识到，孩子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也是应当被保护、被赋权的主体时，我们就不会仅仅为了在传播中更吸引捐赠人，而随意使用未经授权的孩子正面肖像，更不会仅仅为了合作方的需求，而以花哨的传播活动随意占据本应提供日常借阅服务的图书馆空间。

我们如何呈现我们与孩子们的真实关系，如何呈现我们的公益项目到底要做什么？

仍以微澜图书馆为例，这可以拆解成许许多多个小问题：如果孩子们纷纷去读班里最流行的书，志愿者会如何引导？如果有孩子说自己还了书，但借阅系统里没记录，志愿者如何守住信任孩子的底线，同时维护图书馆的规则？每天那么多份志愿者服务记录，采编团队会选择其中哪些放在推送中？……

这些看上去都似乎是小事，但呈现出来会非常不一样；对关系的理解与塑造，才是我们在传播中呈现好这些关系的基础。

传播时，我们如何让孩子、让当事人去理解我们传播这件事？这是一个教育和互动的过程，我们也在互动中塑造关系。

前段时间，微澜图书馆更新了面向孩子及其监护人的授权书；新版授权书中，增补了授权自动失效的情形，并告知孩子和监护人，如果机构「拍摄与呈现肖像时，未遵循尊重、平等、积极的原则，而涉及歧视、贬低、丑化、污损、伪造」、「未经同意许可将肖像用于任何商业营利目的」、「将肖像用于任何非法渠道」，监护人及成年后的孩子自己有权追究机构相应法律责任并追索应得利益，并给出了机构的联系方式。

因为孩子还是未成年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所以最后还是需要孩子的监护人来签这份授权书；因为孩子才是权利主体，我们也要孩子带给他们的家长签，我们首先要给孩子讲授权书是怎么回事。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就会知道，其实我是被尊重的，我的想法我的观点是重要的。

02.「取舍中，浮现出最看重的价值」

做传播时，我们面临着很多张力与诱惑；如果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观，我们很难真正认定：即使有很多张力与诱惑，我还是愿意只做对的事。

例如，面对突发灾难事件，我们很容易会有立即回应的冲动；倘若没有及时回应到位，还可能深受「无力感」折磨。

微澜图书馆有一档邀请志愿者开麦互动的线上节目「微局」；河南水灾中，「微局」做了一期专题，讲述了机构面对灾情的思考与行动——比起自问「我们能做什么」，厘清「我们不能做什么」也同样重要。

如果我们的专业领域不在应急灾害救援，我们的所在地也不在灾害发生地，我们的能力与资源必然有限；即使身为公益从业者，也未必在任何公益领域都比一般公众更有问题解决能力。这时，更有效、更持久的方式是善用我们本身的「附近性」，关注现有项目中受助者和志愿者的受灾状况，在现有项目中逐步引入灾害防治维度。

微澜团队在各分馆所在学校的校长群中发放问卷，试图以了解孩子们与家人的可能受灾状况与所需支持；新学期开学，微澜传播工作人员也开始征集「根据时事」推荐的主题书单，其中包括「认识灾害」「灾害中的应对和自我保护自救」等主题，以试图促进分馆为孩子们的教育提供多维度支持，令孩子们更有能力面对现实生活。

再如，我们都很希望通过传播，能够尽可能获得更多关注与筹款、呈现更可观的评估效果、从而扩大服务规模。能够服务更多人，是公益普惠原则的一种体现；羡慕那些能请很多大企业大明星搞大活动的机构，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那些大企业大明星来参加活动，是因为对一个「公益人设」的需求，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在了解的基础上，真心愿意站出来支持这个公益项目？那些更可观的评估数字，是令我们更追逐数字上的传播效果，还是令我们更精准地分析改进工作？

我们自己又会如何审视其间的区别，是否真正在意？

也许因为微澜关注的是流动儿童议题，还会谈及打工子女学校被拆的事，从而客观上抵挡住了一些这样的诱惑；谈及议题时，合作方的不解或担忧，也是伙伴们需要日常面对的。但更核心的是，为了保持这种审视，我们需要时刻觉察自己，甚至努力克服我们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普通人都会有的一点点虚荣心、对「被认可」的追求……

当我们去面临这种种取舍的时候，重要的问题才会浮现出来：我们真正想要最看重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03.「公益传播如何回应时代困境」

助人的同时，我们更是在自助；有力量的公益传播，也有望增进我们直面自身所处困境的能力。

这很呼应「解困式报道」（编者按：解困式报道（Solutions Journalism），是由解困式报道网络（Solution Journalism Network）发起的针对“社会问题反应”的一种报道方式。这类报道不拘泥于新闻学的语境功能，寻求超越“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的信息，并侧重于“人们究竟做了什么（what people are doing about it）”。）的理念——困境在这里，我们看到它、不去逃避它；但我们报道问题本身的同时，更去报道身边人在做什么事情来解决问题。在「解困式报道」中，我们既不会飘飘然地感到一切顺利、也不会感到被黑暗沉默压垮而无法做事；我们会感到，我们可以在风雨中一点点努力。

当然，我们或许也会感到，「解困式报道」不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被完全解决；我们或许还会担心，担心自己传达出的「积极」变成对时代受难者的冒犯。我们希望更多朋友看到我们所做公益的成果并加入其中，却不希望朋友们以为，这些就是我们全部所应做的——或许还有一些事，我们本应能做，但现在不能；我们担心自己会失去对「正常」的想象力。

「正常」实际上是「应然」，说「正常」是因为我们认为公共参与关乎人的尊严；但我们认为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因为未曾体验过——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现实。理解这样的现实，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这现实的合理性；但至少，这会给予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带我们从大环境带来的精神困境中跳出来一点点。

公益传播的「解困式报道」也是如此；我们在其中呈现的「积极」，无法成为全部问题的出口，但能够支持我们更有韧性地面对当下环境。而韧性，是对我们行动力的持久保护。

当我们通过一次次微小的行动，呈现与塑造平等尊重的关系，在现有环境中提供公共参与的体验机会，我们在铺设一条通往「应然」的可靠路径，也在增进更多伙伴对日常生活的理解能力——即使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也理解我们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会带来什么。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行动和遭受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行动开启的故事包含着由它造成的业绩和苦难……它造成的反作用力就不仅是一个反应，而且是一个自行爆发并影响其他人的新行动。……在最有限环境里的最微小行动，也蕴涵着潜在的无限性，因为有时候，一个行动，甚至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整个局面。」

本文转载自：公益传播如何增进我们直面苦难的能力？ (weibo.com)